【文 / 王嘉緯 台灣金融研訓院首席研究員】
英國10年內已折損6位首相，政局動盪宛如二流國家，曾經的日不落國竟淪落至此不免令人唏噓。然而，英鎊出人意料地走勢平靜，依據全球金融中心指數 （GFCI）倫敦依然與紐約、新加坡並列全球前三，金融穩定跟政壇亂象形成鮮明對比。
這樣的反差值得深思：一個領導人頻繁更迭的國家，為何還能維持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？答案可能就在於倫敦豐厚的制度資本。
提及金融中心，多聚焦在市場規模、資本流動，又或是租稅優惠議題。的確，稅也許能協助引資，但根據OECD統計英國的賦稅負擔率約為35％，遠大於新加坡的20％，顯見稅負輕重應非金融中心之必要條件。
其實，綜觀金融交易實務，諸如跨境併購、國際專案融資或私募基金籌募等，參與者往往更在乎主管機關的監理規範，以及契約是否確切執行、權益能否得到完善保障，甚或爭議發生時可否獲得公平裁決。
換言之，包含司法體系、市場規章、監管措施在內的制度穩定性，實為影響市場資金流向，乃至於支撐金融中心運作的核心元素，而這也是為何倫敦能夠穩坐國際金融中心寶座的主因。
相較於紐約兼具著全球最大資本市場與美國科技創新能力，新加坡則是憑藉高效率菁英政府，以及亞洲資產管理中心的明確定位。倫敦的金融競爭力，實乃奠基於長期累積的制度資本，法律、專業服務、國際仲裁、人才培育及金融監理等眾多面向缺一不可，共同構成完整的金融生態系。更重要的是，行之有年的制度鮮少朝令夕改，即便唐寧街10號頻繁換人入主，讓倫敦仍可維繫著各大金融機構的堅定信任。
以司法體系為例，英格蘭法堪稱全球跨境金融交易最常採用的準據法，涵蓋約四成的國際融資、債券發行與跨境併購案件。一方面，英格蘭法以尊重當事人意願聞名，且英國法律體系擁有為數豐富的司法判例，對商業條款解釋具高度可預測性；另一方面，倫敦金融商業法院、倫敦國際仲裁院等機構，素來以高度中立、專業及靈活見稱，更是現今全球金融爭議解決之首選。
當然，近年英國社會重返歐盟聲浪湧現，表面原因固然與脫歐後經濟表現不振有關，而脫歐也確實把部分金融業務跟工作職缺，外推到法蘭克福、巴黎或都柏林。但倫敦在銀行、保險、投資管理等傳統金融領域，歐盟尚且無法望其項背，甚至善用彈性監管優勢，逐漸轉型為歐洲金融科技重鎮。例如率先推出數位證券沙盒，允許金融機構在較具彈性的監管環境下，測試數位證券交易、結算及區塊鏈相關技術，加速金融商品與服務之創新。
對於正積極推動亞資中心的台灣而言，英國制度或許難以完全複製，但從倫敦的經驗可知，吸引資金、擴大市場規模誠然關鍵，卻也別忘了制度完備的重要性。
舉凡創新實驗環境、國際接軌能力、專業人才培育與引進等，無一不是重點課題，當中又以保持政策一致與可預測最為緊要。像是研議中的資產管理專法，將亞資中心政策法制化，不僅可賦予政策於法律層級更明確的制度保障，更能向各界傳達我國長期發展資產管理之決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