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文 / 王嘉緯 台灣金融研訓院首席研究員】
尼泊爾與西藏邊界日前發生嚴重洪災，世界氣象組織初步研判，應當是喜馬拉雅山區大規模冰岩崩塌所致。雖然目前尚無足夠科學證據，可以直接認定氣候變遷為禍首，但全球暖化確實正快速改變喜馬拉雅山區的環境。冰川消融、永久凍土鬆動與坡地不穩定，使得原本位於高山的單一事件，因能量不斷向下游傳遞而造成毀滅性衝擊。
其實尼泊爾洪災反映的不只是災損數字，更凸顯了氣候減緩與調適之差異，以及氣候調適的重要性。氣候減緩主打減碳，希望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以控制暖化；調適則是針對已發生或難以避免的氣候衝擊，盡可能地降低傷害。故以尼泊爾為例，調適除了災後重建，還包括事前的高山氣象與冰川監測、洪水預警，以及橋梁、水力發電等基礎設施的再強化。
為此，各國近來益發重視氣候調適金融，期盼挹注更多資金於極端天氣事件之因應，從而提升氣候韌性。但即便如此，全球調適資金仍舊嚴重短缺，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（UNEP）《2025調適差距報告》估算，每年有約3,000億美元的缺口尚待填補。面對此問題，顯然無法只依賴政府預算與國際援助，金融業勢必得扮演更重要角色，藉此引導市場資金。
例如銀行提供低利調適貸款於防洪設施，像是AI防水閘門或備援電力系統，以降低暴雨停工機率。亦可發行調適債券，將保險、退休基金等長期資金，導入防汛資源之擴增。甚或利用「混合金融」模式，結合公部門資金或信用保證機制，提高民間資金參與意願。UNEP估計，在適當政策與混合金融的支持下，民間部門每年可望增添約500億美元的氣候調適資金。
然而，調適金融要進一步走向規模化，恐怕得先跨越下列三道障礙。第一，調適金融效益通常體現在「損失的避免」，而非財務效益的提高。譬如投資防洪設施或可避免未來數億元災損，但如果洪災未發生，該效益就很難在財務報表上呈現，使銀行不易按照傳統融資模式評估還款來源。
第二，氣候調適的高度在地化，同樣一筆防洪投資，因地理位置、產業分布與氣候情境不同，可能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果。此外，金融機構甚至得把各地方的氣候資料轉化為資產損失、違約機率或保險賠付，複雜程度遠高於碳排減量之估算，遑論建立起標準化的風險定價模型。
第三，氣候調適具有強烈的外部效益特性，使其落入「社會報酬高、個人報酬不足」之窘境。如滯洪池、預警系統的受益範圍往往涵蓋整個區域，而非單一出資者，民間部門較難獨立取得投資報酬。同時也由於調適金融的分類標準、效益評估及資訊揭露，皆尚不及減碳金融成熟，潛藏的漂綠風險也讓金融業裹足不前。
因此，金融業若想從以減碳為核心的綠色金融，逐步將氣候調適納入考量，就得增加對氣候韌性的辨識、衡量與定價能力，如研議韌性績效指標或調適授信定價模型。
當然這需要外部資源的配合，如實體風險資料庫、調適活動分類標準等，乃至於透過混合金融提升調適專案可行性。如此一來，不僅能導引資金儘早投入防災與韌性建設，也有助於降低企業違約、保險損失與金融機構自身的氣候風險。